2015年年底,春雨醫生創始人、前CEO張銳與北京大學人民醫院院長王杉曾有過一場對話,張銳代表了風口上的互聯網醫療創業者,王杉則代表我們日常熟知的傳統醫療,二人在一種不和諧的氛圍完成了一次“雞同鴨講”的對話。
王杉稱“IT人想替醫生看病,這出了大問題”,而張銳在多次被打斷后,直接表示“我和王院長不是同行”。這個時候,傳統醫療極度看不上互聯網醫療。
然而2018年至今,互聯網醫院數量從119家猛增到1100家,全國各地的公立醫院興起了建立互聯網醫院的風潮,僅海南省就注冊超過70家互聯網醫院。
當前的醫療體系下,9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公立醫院,尤其是醫生,所以,當公立醫院主動牽手互聯網,身體力行搞起了線上服務,不得不說,于解決醫療資源不均、提高就醫效率似乎都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但事實可能并非如此。
投資數百萬,卻建而不用
幾年前公立醫院還對“互聯網+醫療”的概念不屑一顧,如今公立醫院建設的互聯網醫院已經在全國各地開花,占整個行業近70%。態度的迅速轉變,不是因為他們猛然認清了互聯網醫院的前景,而是政策驅動。
2018年4月,國辦發文認可互聯網醫院身份,公立醫院也被正式推到了“互聯網+”的臺前,此后,國家衛健委更是連發3個文件促使互聯網醫院落地。據悉,市屬三甲醫院至少建設幾家互聯網醫院,又或者三級醫療機構什么時候全部開拓“互聯網+”醫療服務,這類指標都直接下達給公立醫院。
一位業內人士透露,雖然每家公立醫院的互聯網業務都是在賠錢,但他們不在乎,“因為任務要求,也因為大家都在做,大趨勢裹挾下,公立醫院都紛紛開建互聯網醫院”。
根據國家遠程醫療與互聯網醫學中心聯合健康界最新發布的《2021中國互聯網醫院發展報告》,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國互聯網醫院數量累計達到1004家,除新疆、新疆建設兵團、西藏、貴州、北京外,其他27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均已建設布局互聯網醫院。
然而這份報告也指出了這些匆匆建成的互聯網醫院一個最尷尬的處境:真正實現有效運營的互聯網醫院數量不超過10%,超過90%的互聯網醫院處于“建而不用”的僵尸狀態。

早在2019年,有媒體對廣州公立醫院上線的互聯網醫院進行了一個月的測評和調查,其中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的互聯網醫院回復最快,在6分鐘內就響應,省婦幼保健院的醫生在患者下單后3小時回復。這兩家屬于速度較快的,其他醫院則普遍超過1天。另外,很多患者在預約多次后,才有醫生接診。
當時記者還了解到,很多公立醫院超過一半科室都未開通網絡問診,即使開通,也不能保證工作時間里均有醫生在線。
這份調查和《2021中國互聯網醫院發展報告》公布的內容不謀而合,互聯網醫院在短短時間內迅速落成,可是一直處于利用率低下的狀態,由此造成90%的互聯網醫院“建而不用”。一家三甲醫院院長表示,“他們醫院建設互聯網醫院主要是因為上級要求,疫情帶來的熱潮過去后,這部分業務可能會被擱置”。
一個互聯網醫院,僅軟硬件的投入就不止幾百萬元,如果是定制系統,甚至達到數千萬級別,
而這些前期的投資終究只能打水漂嗎?
空有流量,而無商業模式?
互聯網醫院建立之初,醫院最為擔心的其實是有沒有患者愿意在線上看病,長期習慣了在線下就診,患者自然愿意按照習慣來,更何況線上問診的可信度看起來并不是很高。但去年疫情的發生,相對緩沖了用戶習慣對線上問診的阻礙,疫情期間,患者進出醫院風險過大,他們不得不借助線上問診實現就醫。
從公立醫院的互聯網醫院建設運營數據來看,2020年,全年互聯網醫院日均診療人次近55人次,參與科室平均31.5個,參與醫生平均320位。當然,由互聯網企業創建的互聯網醫院或平臺,流量更大,日均診療人次402人次,APP注冊用戶數平均8.2萬。
這意味著什么?流量并不是互聯網醫院“建而不用”的主要緣由。相反,對于一些線下接診量并不高的醫院來講,互聯網醫院還可以幫助他們提升接診量。
2014年廣東省下發的第一張互聯網醫院牌照,給了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省二醫),當時與其合作的是深圳友德醫,這個差點成為國內“互聯網醫院第一股”的公司,幫助省二醫搭建了廣東省第一個互聯網醫院。據回憶,省二醫的線下門診一天才幾千的量,而新建的互聯網醫院很快就沖到了每天四、五萬的接診量。
經過一年半的運行,該互聯網醫院在全省21個地級市均建立了就診點。但是,到了2018年,省二醫突然與友德醫剝離,雙方打起了官司,最近一段時間,友德醫還被爆出拖欠醫生診療服務費,友德醫互聯網醫院的網頁版、APP、小程序都不再提供服務。
為什么原本被看好的互聯網醫院不過數年就走到了盡頭?很簡單,因為不掙錢,2019年的行業報告顯示,互聯網醫院虧損比例高達92%以上。一方面,線上診療價格較低,幾乎不可能覆蓋互聯網醫院投入的成本;另一方面,想要通過會員制增加收入來源,但并沒有與之匹配的在線醫療服務。
一般來講,很多三級醫院的醫生日常工作已經很忙,想在公立醫院的互聯網平臺出診,只能利用業余時間。一位精神科主任醫師表示,一般都是走在路上、公交車上、中午休息及晚上睡覺前,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患者在網上發起問診,多數不能及時回應。
而如果患者沒有得到及時回應,他們自然而然不再相信互聯網醫院,更何談向他們收費?
不只是因為工作忙,另一個現實原因還在于激勵不到位,醫生根本沒有積極性,主動去通過一種自己不熟悉的問診方式服務患者。這種激勵的不到位還表現在缺少運營人才,沒有運營人才,根本無法吸引更多的流量。
長此以往,惡性循環便形成了:沒有明確的盈利模式,醫院不愿意花更多的錢培養人才、鼓勵醫生,而沒有優秀的線上問診服務,患者只能回歸線下。由此,互聯網醫院“形同虛設”。
遠程醫療會是互聯網醫院的未來嗎?
一位業內人士表示,賣廣告、賣藥、賣服務,目前互聯網醫院盈利的出路無非這三條,但如此一來,互聯網醫院的價值等于大大縮水了。
比如賣藥,賣藥支撐起了眾多互聯網醫療平臺的業績。像平安好醫生,2019年的業務收入占比中,消費型醫療、健康商城、健康管理和互動分別占到22%、57%、4%,其中健康商城就是賣各類藥品和保健品,遠超在線診療業務;京東健康、阿里健康等更是以賣藥為盈利支撐點,占比高達八、九成。
互聯網醫療的賺錢模式仍然逃不開“賣藥”的邏輯,但公立醫院建立的互聯網醫院是決計不會把自己往醫藥電商的方向上發展的。
公立醫院開設互聯網醫院,原本主要是為了拓展診療模式,接納更多患者,平臺上的醫務人員是醫院自有的醫務人員,患者也是醫院自有患者。這種模式的優勢在于醫療資源、醫療服務質量等方面有線下診療的積累,尤其是三甲醫院開設的互聯網醫院,對難以接觸到優質醫療資源的患者有很強的吸引力。
只是看現在,在線問診服務體驗感差,賣廣告又沒有那么大的流量,賣藥更是多此一舉,互聯網醫院對于公立醫院的價值似乎所剩無幾。充其量,只是讓掛號更便利了而已,很多大醫院開通了線上業務,其中近六成點擊量就是來自掛號。
當然,長遠來看,互聯網醫院不應該止于線上診療或是線上買藥。
5月15日,中日友好醫院互聯網醫院揭牌,宣布要建立一個面向所有醫療機構和互聯網醫療平臺企業的開放式平臺,并針對疑難雜癥首診,開通了遠程醫療服務。
遠程醫療在疫情期間發揮了比在線問診更關鍵的作用,多地通過5G技術加持診療,實現無障礙遠程移動會診,提升了基層醫療機構疫情救治的能力。而從互聯網醫院運營的角度,如果每次在線會診時可以加入遠程會診,定一個收費標準,由患者自費,那醫生自然增加了收入的渠道,積極性可能會大為提高。
而且這恰好和公立醫院推動遠程醫療、構建智慧醫院的未來發展趨勢吻合,可以說是公立醫院及其互聯網醫院的共贏。但有一點需要提前考慮,遠程醫療的技術尚未成熟,而長期虧損或浪費下的互聯網醫院能否支撐到遠程醫療普及之時,這是一個問題。
早在幾年前,《中國醫院院長》的一位受訪者曾預言,互聯網醫院只是過渡形式,過渡結束后將會出現中心化醫院、人工智能醫院。屆時,除了手術和特別的檢查,相當一部分業務可以在線,“那才是真正的互聯網醫院”。
真正的互聯網醫院可能是存在的,但現在離我們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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